第948章 海归(二)
果然杨育新连夜给青岛行政院发去了租船建议,到到第二天下午,就收到了行政院的回复,同意杨育新的建议,并且说明当前一切以备战为主,保障物资的供应。
而下午的时间,白流苏也回来向杨育新汇报和太古航运公司协商的结果,太古公司同意,如果华东政府能一次租船在10艘以上,愿意以7折的价格,租船给华东政府,并且还和白流苏草签了一个初步的意向协议。
看完了白流苏带回来的意向协议,杨育新也十分高兴,因为一但要确定租船,肯定不止是10艘,而7折的价格己经非常低了,利润确实不高。其实这个时候上海的几家航运公司的价格都差不多,可以保证一定的利润,但也没有暴利,只是用自己的航运公司,是肉烂在锅里,利润还是在华东政府内部。而太古能将价格降到7折,确实是没有多少利润空间了。
上海的航运市场格局的形成,也是几经变化,最初是以太古、怡和两家为首的国外资本为主,后来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强势介入,形成三足鼎立的局势,而在庚子国变之后,华东政府又插进一脚来,形成了四方混战。不过在华东政府插足上海航业之前,上海航运的价格是相当高的,在轮船招商局进入上海航行业之后,和太古、怡和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激烈争斗,当然这场商战是由太古、怡和发起,故意压低船价,企图以低价格挤跨轮船招商局,不过李鸿章一面不断给轮船招商局注资,一面将清廷的漕运都包给轮船招商局,以保障招商局的收入,结果反到是太古、怡和首先抗不住了,只能和轮船招商局协商上海航运市场份额的分配。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对外商战胜利。
不过轮船招商局与太古、怡和协商之后,三方反而联起手陇断了上海的航运市场,使航运价格大幅上涨,甚致出现了从湖北到上海的船票最高达到2000白银。而这也成为轮船招商局被后世诟病的地方,不仅没有保护民族利益,相反还和外国资本勾结起来,掠夺民族财富。
在华东政府航运公司刚刚成立的时候,太古、怡和曾打算采用价格战的方式,挤走华东政府,并且还想拉轮船招商局一起入伙。不过华东政府却主动找太古、怡和,以及轮船招商局,要求协商航运的价格,并且严正警各方,不要试图和华东政府打价格战,因为自己有华东政府的内部物流为保障,根本不怕他们的价格战,而且一但那方首先发起价格战,将会遭到华东政府的强力报复,华东政府会在山东、天津各港征收高额的入港费。
而在华东政府的强势压迫之下,太古、怡和只能妥协,而轮船招商局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把华东政府挤后,不过各方协商时,华东政府要求航运价格必须合理,既要保证各方的利益,但又不能过于离谱的高,而各方比拼的应是自己的管理组织协调能力、工作效率及服务,结果让有华东政府参与的航线价格均大幅下降,由其是从上海到天津的航线,降价幅度超过了60%。
经过了两年的运营之后,轮船招商局首先在比拼中败下阵来,遭糕的管理和低下的工作效率是轮船招商局最大的问题所在,尽管盛宣怀有相当的能力,但一来是盛宣怀要管的产业太多,不可能将精力都放在轮船招商局上;二来是盛宣怀毕竟还是中国传统的商人,不可能在轮船招商局建立现代的企业管理制度,因此也无力应对激烈的现代商业竞争,加上日俄战争的影响,在1904年8月以后,轮船招商局干脆放弃了经营上海到天津的航线,只保留清廷的漕粮、漕银运输。
而太古、怡和到是要好一些,他们毕竟都是近代企业,管理、运行、效率都要比轮船招商局高得多,而且又有上海公共租界、法租界的支持,但利润也大幅的降低了。而且这两家公司毕竟是外国资本,因此在运营成本上要高一些。于是两家公司在1903年决定合并,以增加自己的竞争力。
那知两家公司合并之后,日俄战争爆炸,整个远东地区的经济都大受影响,太古的业务也影响很大,出现了大量货船闲置的情况,反到是华东政府因为备战,购买了大量物资,而且在1904年里,由于给日本提供了一些物资,因此航运业得到了大幅的发展,营业额大涨,甚致运力不足。不过太古毕竞是资本雄厚,而且深知上海到天津这条航线的价值,只好咬牙苦撑着。
而这时华东政府向太古租船,简值就是雪中送炭,因此太古宁可打折租船费用,也要促成这单交易,虽然没有什么利润了,但至少可以维持公司的运营。
不过能够谈到这一步,白流苏显然也出力不少,而且这次是由她独自去和太古公司进行协商,说明她已经具备了独当一面的能力,因此杨育新的心里也颇为感概,当初自已收白流苏,虽然知道她是留日的海归,但主要还是看上了她的容貌,却没有想到还真的捡到宝了。
这时白流苏道:“首长,我回来的时候,遇到马老板的师爷,他说马老板想约您晚上吃个饭,并且把他生日宴会,还有租地的事情定下来。”
杨育新听了,立刻精神一振,他一直都在等着这个消息。原来这个马老板名叫马芮成,是云贵一带的商人,据说家资巨富,和云南的钱王王炽并肩的人物,其资产达数千万两白银之巨,生意遍及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广西、湖南等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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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下午的时间,白流苏也回来向杨育新汇报和太古航运公司协商的结果,太古公司同意,如果华东政府能一次租船在10艘以上,愿意以7折的价格,租船给华东政府,并且还和白流苏草签了一个初步的意向协议。
看完了白流苏带回来的意向协议,杨育新也十分高兴,因为一但要确定租船,肯定不止是10艘,而7折的价格己经非常低了,利润确实不高。其实这个时候上海的几家航运公司的价格都差不多,可以保证一定的利润,但也没有暴利,只是用自己的航运公司,是肉烂在锅里,利润还是在华东政府内部。而太古能将价格降到7折,确实是没有多少利润空间了。
上海的航运市场格局的形成,也是几经变化,最初是以太古、怡和两家为首的国外资本为主,后来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强势介入,形成三足鼎立的局势,而在庚子国变之后,华东政府又插进一脚来,形成了四方混战。不过在华东政府插足上海航业之前,上海航运的价格是相当高的,在轮船招商局进入上海航行业之后,和太古、怡和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激烈争斗,当然这场商战是由太古、怡和发起,故意压低船价,企图以低价格挤跨轮船招商局,不过李鸿章一面不断给轮船招商局注资,一面将清廷的漕运都包给轮船招商局,以保障招商局的收入,结果反到是太古、怡和首先抗不住了,只能和轮船招商局协商上海航运市场份额的分配。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对外商战胜利。
不过轮船招商局与太古、怡和协商之后,三方反而联起手陇断了上海的航运市场,使航运价格大幅上涨,甚致出现了从湖北到上海的船票最高达到2000白银。而这也成为轮船招商局被后世诟病的地方,不仅没有保护民族利益,相反还和外国资本勾结起来,掠夺民族财富。
在华东政府航运公司刚刚成立的时候,太古、怡和曾打算采用价格战的方式,挤走华东政府,并且还想拉轮船招商局一起入伙。不过华东政府却主动找太古、怡和,以及轮船招商局,要求协商航运的价格,并且严正警各方,不要试图和华东政府打价格战,因为自己有华东政府的内部物流为保障,根本不怕他们的价格战,而且一但那方首先发起价格战,将会遭到华东政府的强力报复,华东政府会在山东、天津各港征收高额的入港费。
而在华东政府的强势压迫之下,太古、怡和只能妥协,而轮船招商局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把华东政府挤后,不过各方协商时,华东政府要求航运价格必须合理,既要保证各方的利益,但又不能过于离谱的高,而各方比拼的应是自己的管理组织协调能力、工作效率及服务,结果让有华东政府参与的航线价格均大幅下降,由其是从上海到天津的航线,降价幅度超过了60%。
经过了两年的运营之后,轮船招商局首先在比拼中败下阵来,遭糕的管理和低下的工作效率是轮船招商局最大的问题所在,尽管盛宣怀有相当的能力,但一来是盛宣怀要管的产业太多,不可能将精力都放在轮船招商局上;二来是盛宣怀毕竟还是中国传统的商人,不可能在轮船招商局建立现代的企业管理制度,因此也无力应对激烈的现代商业竞争,加上日俄战争的影响,在1904年8月以后,轮船招商局干脆放弃了经营上海到天津的航线,只保留清廷的漕粮、漕银运输。
而太古、怡和到是要好一些,他们毕竟都是近代企业,管理、运行、效率都要比轮船招商局高得多,而且又有上海公共租界、法租界的支持,但利润也大幅的降低了。而且这两家公司毕竟是外国资本,因此在运营成本上要高一些。于是两家公司在1903年决定合并,以增加自己的竞争力。
那知两家公司合并之后,日俄战争爆炸,整个远东地区的经济都大受影响,太古的业务也影响很大,出现了大量货船闲置的情况,反到是华东政府因为备战,购买了大量物资,而且在1904年里,由于给日本提供了一些物资,因此航运业得到了大幅的发展,营业额大涨,甚致运力不足。不过太古毕竞是资本雄厚,而且深知上海到天津这条航线的价值,只好咬牙苦撑着。
而这时华东政府向太古租船,简值就是雪中送炭,因此太古宁可打折租船费用,也要促成这单交易,虽然没有什么利润了,但至少可以维持公司的运营。
不过能够谈到这一步,白流苏显然也出力不少,而且这次是由她独自去和太古公司进行协商,说明她已经具备了独当一面的能力,因此杨育新的心里也颇为感概,当初自已收白流苏,虽然知道她是留日的海归,但主要还是看上了她的容貌,却没有想到还真的捡到宝了。
这时白流苏道:“首长,我回来的时候,遇到马老板的师爷,他说马老板想约您晚上吃个饭,并且把他生日宴会,还有租地的事情定下来。”
杨育新听了,立刻精神一振,他一直都在等着这个消息。原来这个马老板名叫马芮成,是云贵一带的商人,据说家资巨富,和云南的钱王王炽并肩的人物,其资产达数千万两白银之巨,生意遍及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广西、湖南等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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